“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时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武汉开展了一场生命保卫战，全国各地专家、医务人员、人民解放军、志愿者纷纷驰援武汉，企业家踊跃捐赠急需物资，齐心协力，与病毒搏斗，为生命护航，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和温暖人心的动人事迹。特别是医务人员战斗在第一线，他们以青春和热血高奏着我们这个民族和时代的主旋律，弘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但在这样一个氛围中，仍然出现了一些杂音，而且这种杂音的分贝不低。但出现这种杂音也不可怕，早出现，早厘清，就能增进社会的团结。
英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特别赞美灾难中的人性光辉：“人性之爱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同胞遭受的痛苦的真正同情上的。”灾难是检验人类精神品质的试金石，在灾难面前，人类的民族性、群体性及人性的特质会暴露无遗。发生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是一场灾难，它考验着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检验我们社会的整合程度。
武汉疫情一开始，先是抱怨之声四起，进而“谈鄂色变”，屡见不鲜地出现地域性歧视现象，比如各地酒店拒绝湖北人入住，一些省份挖断了湖北出入境公路，一些小区挂出了湖北人不得入内的标语，一些在外的湖北人和湖北人的亲朋好友被人以封门封楼相威胁，还有早先出去旅游的许多湖北人忽然之间都住不上酒店，甚至流落街头。一时间，湖北人成了不受待见的对象，平时相熟相亲的人，也纷纷在微信群中针对湖北人吐口水，似乎将对病毒的痛恨转移到了湖北人身上，对病毒的防患几乎变成了对湖北人的防患。湖北人本是受害者，是灾民，本应得到来自同胞的温暖，迎来的却是落井下石式的二次伤害，社会的撕裂，人性的暗面，在这一时刻暴露无遗。
对于地域歧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约束，但社会应当积极地思考和实践。本质上讲，地域歧视也是一种“懒政思维”，是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采取简单粗暴“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只管一己之利益不顾他人的感受，甚至不惜踩着法律和道德、天理与良知的红线办事。
上述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负性情绪，而这种负性情绪大抵是源于恐惧心理，恐惧心理源于无知和以讹传讹，最终指向还是危机教育的缺失。危机教育做好了，官员就知道隐瞒真相是错误的，就知道最大的政治是人民利益而不是其它，人民群众就早知道真相，早知道科学防范，就不会那么恐慌，就不会对官方媒介信息失去信心，宁可相信大众网络、微信群、朋友圈、抖音等自媒体传播的信息，从而加剧恐慌。人们为自我救济，天然的求生意识混和着人性的弱点一同被激发出来，所以各地出现了一些过头过激、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下去的做法，以及容易形成既找不到正常的情绪疏通渠道就找湖北人出气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大众心理。
发生了这样的疫情，不是武汉人想要的，更不是武汉人的原罪。恰因为武汉是九省通衢，有容天下的胸怀。武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极大的代价，封一座城市，背水一战，正是为保全国平安，全国人民应当心怀感激，并以各自之力，帮助处于孤岛中的武汉，这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面对灾难应具有的正常思维。
灾难面前，本应更能体现亲情和友情，如果演变成撕裂亲情、友情的媒介，其结果不仅仅是证明了人性的脆弱、虚伪甚至卑劣，更重要的是，它也会昭示，在更大的灾难面前，这个群体将会不堪一击，因为，群体中的人们只是相互排斥的碎片化、原子化的存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媒体的呼吁之下，已有广东、云南、杭州等一些地方带了一个好头，对于湖北游客作出了妥善的安置，温暖的不仅仅是湖北人。
全民携手“抗疫”，比冷眼旁观和丛林法则更有益。任何一个族群，都要有一个“后路意识”。困难时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这是古老的道德律。沧海桑田，人事无常，哪个地方的人都不能保证会千秋万代平安无事，那些诸如挖公路、拦大门、堵鄂车、拒酒店、吐口水之类的行为和现象，只能将我们的民族置于灵魂的拷问之下，善良的人们会惊叹：这个社会是不是也病了。
如何对待灾难中的恐惧，亚当·斯密也给出了答案，他说：“许多看上去很可怕的重大危险，实际上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悲观。只要鼓起勇气、运用智慧和沉着应对，就可以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中找到生机。死亡就显得不那么令人战栗，而躲避、应对它的信心和希望也就增强了。”在灾难面前，过度的恐惧必然会形成恐慌，会让人自乱阵脚，以致失去方向，甚至失去理智，做出出格的事情，最终也会错过危机处置的最佳时机，武汉疫情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次面对疫情的恐慌现象不独武汉，各地都有，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总会有不怀好意的力量从中煽风点火，这决不是过于敏感，一些耸人听闻的抖音已被证明是有意散布的谣言，国人当明察。
生命是至上的，每个人有权爱护和捍卫自己的生命。现在人们生活条件好了，懂得欣赏生命、尊重生命，进而珍惜生命，这是好现象。但也应记住中国古语中有爱己及人的说法，我们更应该懂得，面对公共灾难和危机时刻，只有把个体的生命融入国家民族的生命之中，凝聚成共同的民族自信心，坚信党中央一定能带领全国人民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将对个人和家庭之爱融入对同胞民族之爱，想一下能为“抗疫”做点什么贡献，相携相助、共克时艰，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便会因灾难而强大。如果在灾难面前更不惜损人而益己，甚至走极端，连家人亲人都不能接纳，那么，人的本质也就异化了。人间大爱也是战胜灾难的重要法宝之一，离开这一点，本身就是灾难。
好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中流砥柱尚存。像北京非典一样、像援救汶川一样，同胞中有这样一些人，在灾难面前，他们只有同情、只有爱心、只有行动，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各自之力，为灾区加油，以小我奉献大社会，演绎着“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的正气之歌。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用生命践行了诺言。中华民族不乏一大批 “民族的脊梁”，他们多是舍身成仁，但他们却得以永生，他们的精神支撑起了一个民族。今天，那些毅然奔赴灾区的可敬的白衣天使，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以及那些危难之处显身手，奉献爱心，捐款捐物的人们，正是现代版的民族脊梁。信息时代，思想多元化了，许多人的价值观模糊，或视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大众哲学，信奉“他人即是地狱”，但这不应视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
幸有“初心”和“使命”，如灯塔照耀我们前行，让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危机中成长。
本文转自经济日报（2020年1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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